福建泉州出台留泉返泉十三条措施 鼓励外来务工人员留泉过年******
2023年元旦、春节将至，为鼓励外来务工人员留泉过年，加强节后返泉返岗服务保障，支持企业稳岗留工促生产，助力一季度“开工稳、开门红”，特制定支持企业员工留泉返泉的十三条措施。
一强化节前稳岗留工
（一）发放一次性稳就业奖补。落实省上一次性稳就业措施，对经当地工信部门认定，采取措施稳定职工队伍（减员率不高于2021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2023年春节当月保持连续生产（2023年1月份用电量不低于2022年12月份的70%）的重点企业（规上工业企业），以2023年1月份该企业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为基数，按1000元/人的标准进行奖补，每家企业奖补金额最高不超过15万元，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二）开展返乡职工“千里送暖”活动。在春节前组织我市规上企业赴劳务输出地开展慰问活动，向在泉务工人员或其亲属送上年货、小红包等慰问品，在当地营造泉企心系员工、关爱员工的良好氛围。
（三）开展留泉职工“迎春送暖”活动。“两节”期间，按每户1000元标准，安排慰问“苦、脏、累、险”岗位职工、节假日坚守一线岗位职工、新就业形态职工及因疫致困职工等群体。鼓励非泉州籍职工的父母来泉团圆过年，对父母来泉团圆过年的部分一线职工家庭按每户1000元标准开展关爱慰问活动。所需资金由市、县两级工会进行统筹。
（四）支持员工参加职业培训。鼓励留泉务工人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取得专项能力证书的，按每人500元给予补贴；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根据证书等级按每人700～3000元给予补贴，对列入紧缺急需工种目录的，补贴标准按规定上浮30%，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二强化节后返岗招工
（五）给予个人来泉就业岗位补贴。落实省上一季度促就业措施，对省外首次来泉就业、省内在泉新就业（且为在全省范围内新就业）的，2023年4月30日前在全省范围内首次参加失业、养老保险并已连续缴费满3个月，按照1500元/人的标准给予劳动者岗位补贴，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上级有新规定的，按上级规定执行。
（六）支持企业外出招聘接返员工。对参加由市、县两级政府部门或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组织企业赴外地招聘并接返员工的，给予每家企业省外5000元、省内2000元的一次性劳务合作补助，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七）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招工引才。对为我市企业引进（不含我市各地区间流动）取得大中专院校学历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的劳动力或熟练工（由接收企业认定）等基础性人才（初次在我市就业且按规定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每引进1人给予1000元的奖励补贴，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对当年度引进高校毕业生或其他紧缺急需人才达100人以上（含100人）且在泉稳定就业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按每人500元标准对该机构予以奖励，所需资金由各县（市、区）财政承担。
（八）开展“千企引工”“以老带新”等系列活动。2023年一季度，持续运用各地人社招聘网站等线上招聘平台，邀请千家以上企业开展百场以上招聘活动，为企业用工招聘提供便捷服务。鼓励员工“以老带新”，对符合条件的按照每引进1名新员工奖励500元的标准给予老员工引工奖励补贴，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鼓励各地对引工较多的个人授予“引工大使”称号，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九）搭建企业用工调剂平台。支持行业协会、社区（村）基层就业服务平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用好“泉通行—在线招工”等企业用工调剂平台，及时收集发布用工余缺信息，协调用工余缺企业之间短期借用或错峰调配，符合条件的按每人500元的标准补助调剂平台，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推广晋江、石狮、泉港等地零工市场经验做法，帮助企业与灵活就业人员实现供需对接。
三强化服务保障
（十）发放返泉返岗交通补助。非泉州籍职工本人在规定时间乘坐列车（含动车、普速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等公共交通工具，从户籍地或探亲地返泉或来泉返岗的，可通过“泉工e家”申请工会“幸福返泉”补助，市总工会按省内户籍最高补助100元、省外户籍最高补助200元标准给予交通补助。
（十一）开展“泉州免费游”活动。在泉务工的非泉州籍职工可通过基层工会，采用集体组织或自由组合形式，凭本人身份证、工会会员证/“泉工惠”职工服务卡/工会介绍信，免费游览国有A级旅游景区及各县（市、区）协调开放的景区（点）。
（十二）提供免费流量礼包。电信、移动、联通三大运营商为留泉过年的非泉籍用户提供每月20G的5G网络专用流量（有效期3个月），让留泉过年人员畅享视听网络。
（十三）加强职工医疗服务和劳动保障。着力保障留泉员工两节期间就医用药需求，对感染新冠病毒的居家治疗留泉员工纳入网格化规范管理，分发《泉州市民居家防疫手册》，家庭医生（网格医生）提供健康咨询、心理疏导、用药和抗原检测指导等服务，以及重点人群和次重点人群的分类分级健康服务、重症的分级分类转诊。指导企业合理制订春节错峰放假和调休计划，畅通劳动保障维权渠道，及时化解各类欠薪等矛盾纠纷，营造良好用工环境。
（来源：泉州市政府办、泉州市人社局、泉州市财政局）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